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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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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

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

，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

的含义。

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

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

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

，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

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

都做出了努力、都取得了成就的史学家。

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

从专史中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

这是白先生之通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借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

。

中篇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最为突出。

同时，他在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

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中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三个稿本和史学史思想的发展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至90年代止，前后约60年时间。

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

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

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

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

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

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

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

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

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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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

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