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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1（第1页）

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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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9年）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往往都要提到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一句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

白先生在世时，这句话在史学界颇已传开。

现在，他已经去世近十年，人们对这句话的深意仍在重复着、思考着。

这句话的内涵和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作为他的学生，起初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只是感到白先生有一种十分乐观地从事自己事业的**。

直到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得知中央电视台将在一个直播节目中，要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成就谈谈自己的认识。

这样重要的事情，我自然做了应有的准备。

然而，当我到了中央电视台时，电视台的记者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他70岁时才开始做学问，您是怎样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的？”

直播很快就要开始，容不得我多想，只能很快地做一些思索，结合白先生平素的言谈，从时代、学品、积累和创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第一，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

他常说，现在不像过去，总是在“开会”

，安不下心来，做不了什么事情。

现在好了，会开得少了，能够安心坐下来做点学问了。

这几句话，当时讲得很自然、平常。

白先生作为一个70岁的学者，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动。

在以往那些年代，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学问，但比之改革开放之后来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

我说他对当时的时代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应是比较贴切的。

第二，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并曾多次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

他的《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回教小史》、《回回民族底新生》，以及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高的起点，因而受到同行的格外关注和重视。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影响面前，他在70岁时却坦然地表示才开始做学问，表明他对“学问”

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认为那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宝藏，学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学步”

之中。

白先生把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命名为“学步集”

，正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境界。

第三，这句话还反映了白先生对于积累和创新关系的认识。

作为一个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人，年届七十，自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在于对这种学术积累如何看待。

在白先生看来，以往的积累，只是进行新的学术研究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