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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2页）

指时代而言。

梁启超还认为，“总史”

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

就研究和撰述来看，梁启超所论是中肯的。

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在评论“当代中国史学”

的时候，就“通史的撰述”

写道：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

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其中较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

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成之作。

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

他的书是《白话本国史》四册。

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

又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张荫麟先生亦欲以极简洁的笔调，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

不加脚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

汉以前由张氏自撰，唐以后则属于吴晗先生，鸦片战后的社会变化则属于千家驹先生，中日战争则属于王芸生先生。

惜其书未成。

张氏所自撰的有《东汉前中国史纲》一册。

张氏英年早逝，甚盼吴先生等能本其书的体例，完成其志愿。

[6]

顾颉刚的这些话，扼要地反映了20世纪前40年有关中国通史编撰的情况，值得重温。

他对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的推崇，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同时，顾颉刚也指出了一般性的通史所存在的问题，即“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

，“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等，确是编撰通史中应竭力避免的弊端。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根据自己编著《中国通史简编》的情况，进行反思，在1963年写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一长文，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是对如何编写中国通史做了一个总结。

他在此文的最后写道：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

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7]

范老的这些话，把编著中国通史的艰巨性和必要性都阐述得十分清晰，也给编著中国通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翦伯赞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文科教材。

其间，他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有极为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认识，并于1963年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一名篇[8]，就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

此文可以看作是60年代关于如何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可以认为，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思、探索和积累，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正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