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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4页）

，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

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

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

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

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参与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

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

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

式的手法。

因为只有“粗线条”

，才来得清晰、醒目。

《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

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

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

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

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

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

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

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只是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

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

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

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

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但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

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

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

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

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11]

本文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论及《中国通史纲要》，一方面在于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影响还在较大的范围波及海外；另一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把握中国历史整体面貌之认识上的积极成果。

1977年，他发表了长篇演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

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