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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1（第4页）

[7]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把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在讲到“封建关系的发展”

时，突出了“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

[8]，在讲到“封建关系的继续发展”

时，又强调了“广大边区的封建化”

[9]，从而改变了一般历史著作讲封建社会发展时只偏重讲汉族地区的发展的倾向，加深了读者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的认识和了解。

像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些重点、难点，《纲要》都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不拖泥带水，含含糊糊。

《纲要》全书共10章72个标题，每一个标题都可视为一个重点。

而在这些标题中，作者还特别注意概括出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如“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秦，第一个封建皇朝”

、“经济重心南移”

、“中外交通的发展”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

等标题，都体现了各有关历史时期的某些特征。

从这些标题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和风格。

《纲要》在着重讲清重点、难点、特点方面所做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是它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历史工作者也可以从中窥见作者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多年研究所获得的学术成果。

三、力求明白、准确、凝练

这是《纲要》在文字表述上的特点。

通观全书，它的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一般不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

例如，《纲要》指出：“耶稣会传教士曾被称颂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输入者。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而罗马教廷是反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死敌，是迫害科学家的狠毒的凶手。

耶稣会不可能不站在这种迫害活动的最前列，因而决不能想象耶稣会传教士会把近代科学带进中国来。”

[10]“他们带进中国的不是近代科学，而是已被近代科学所取代的对立物。”

[11]《纲要》在另一个地方，还对什么是“西方近代科学”

作了极明确的表述[12]。

显然，作者所说的这些话，是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作为理论根据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大段大段地引证恩格斯的原话。

第二，以史料为根据，但一般很少引用现成的原始材料。

《纲要》通常把原始材料加以今译后予以引用，而在非引用原文不可时，也只引用关键性的语句，把恰当的引证、扼要的分析和明确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加以叙述，比之于抄录大段原文来说，显得通俗、明白、可读。

第三，避免使用过多的术语和专用名词。

这一方面固然是考虑到外文版本翻译上的便利和国外读者阅读上的容易理解，同时也是为国内大多数读者着想。

因此，《纲要》在说到占田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等问题时，只把内容交代清楚，而不写出某制、某法。

这就不能不要求文字上的明白、准确、凝练。

又如作者在表述韩非的法、术、势时写道：“‘法’是君主制定的成文法，是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

‘术’是手段，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

……‘势’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

……他主张集一切权力于君主，君主凭势、用术，通过法来统治人民。”

[13]这就把法、术、势的内涵、作用、本质都说清楚了，而所用的笔墨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