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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自觉精神1（第4页）

和“知来”

的论点的阐释，尤为精彩，读来发人深省。

这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作者对中国史学上历史文学的成就有浓厚的兴趣。

他很详尽地评论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在写战争、写人物、写场面方面的成功经验。

作者指出，史学家重视的历史文学，当然不同于文学家所说的历史文学。

前者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而后者则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二者迥然有别，不可混淆。

史书编撰中对历史文学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史学著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用，关系到它的生命力，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这四个方面的遗产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

这些讨论虽然还不是系统的论述，但它向史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对促进当前史学工作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本书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对近6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评价，其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至反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所论列。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作者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开拓性质的。

史学界要完成这个课题，当然还要花费很大的功夫。

尤其是对近6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它的辉煌的成就、曲折的道路，它的特点和优点、经验和教训，做出系统的、科学的总结，应当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它在过去的6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为起点，为借鉴。

《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不是史学上的鸿篇巨制，甚至也不是系统的史学著作。

有的论点，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缺少必要的阐述；有的内容，还存在着“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说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是在不断发展的。

但是，本书提出的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是两个新的课题，它们都是史学领域里宏观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是本书的主要成就所在，也是它的作者的自觉精神的反映。

[1]原载《读书》1983年第12期。

[2]《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3]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5页。

[4]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5]杜佑：《通典》卷一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7]胡如雷：《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载《光明日报》，1982年1月2日。

[8]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题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10]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