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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1（第1页）

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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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这方面论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以及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可以看作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学术遗产。

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识、理论和设想。

重温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断，对于当前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确定基本任务

自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史学史后，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几位作者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同时还有不少数量的论文发表出来，其中不少论著都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认识。

总的来说，这些认识大体上都未超出梁启超所提出的设想，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2]。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史学界展开关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著作的讨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发表出来。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白寿彝先生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

这篇文章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规律和成果”

，二是“理论和资料”

。

显然，从提出问题的思路来看，尤其是从提出问题的高度来看，同以往人们所论，已有很大的区别。

所谓规律，一方面是要把史学放到社会中去考察，而不是仅就史学自身来说明史学；另一方面是要揭示史学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及其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

因此，对于规律的探讨，乃是深入研究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这一点，此前学人很少论及。

在这篇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要探讨的规律是：在思想领域，历史观的发展总是进步的历史观点在同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历史观点的斗争中实现的，而这种斗争又往往是同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的新旧斗争相关联的。

在技术领域，也存在发展规律：“第一是史料学发展的规律，第二是历史编写形式发展的规律，第三是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

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各有其技术性的细节，也各有其理论上的指导及其分歧和斗争。

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着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

[3]据笔者的浅见，在思想领域的规律，近几十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史学上历史观发展、演变的重视，许多史书所包含的历史思想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但是，对于思想领域的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于技术领域的规律，近几十年来，在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而在史料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还有待于引起更多的重视和进一步加强。

白先生所说的“成果”

，主要是指对历史上的史学成果进行总结，注意鉴别和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

在对待成果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十分强调研究者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

我国史学史上的某些真知灼见、优良的治学经验和杰出的篇章，将因历经不同时代的考验而洗练出它们明晰的光辉，以便于我们吸收和发扬。

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虽然现在不行了，也仍然受到在历史地位上应有的尊重。

并且对于要丢掉的糟粕，一方面决然要肃清它们的毒素，不许借尸还魂，另一方面也还要利用它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变无用为有用。

[4]

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从很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而其理论依据，就是唯物辩证法思想。

这里，尤其困难的是“变无用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