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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3页）

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

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大致循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先后有一批论著面世。

就讨论和撰写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史学史”

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一些通论性的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有朱谦之的《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何炳松的《中国史学史之发展》、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罗香林的《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朱子方的《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等文。

周谷城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文章讨论了历史与史学的区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

此文的宗旨在于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逻辑性，对于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怎样撰写中国史学史。

这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撰述实践问题，因而有一批专书面世，或写出了这方面的讲义，它们是：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等。

金著与顾著，可以视为当时中国史学史撰述的代表作。

金著依据唐人刘知幾、清人章学诚提出的“义例”

和梁启超提出的“条目”

，对中国史学做了比较翔实的介绍。

顾著着眼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史学，并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比较，揭示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变化的脉络及其主要原因，强调了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的重要性。

金著对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的发展用力不多，而顾著所及则只限于“近百年”

中国史学，它们的共同点是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所论甚少。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新史学”

的评价。

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后，“新史学”

成为一股史学潮流，论者蜂起，各逞其说。

周予同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都是数万言的长文。

前者着眼于源流的考察和派别的划分；后者则在评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的同时，论及“通史教本”

和“社会史运动”

，视野显得更为开阔。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

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特点，即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

就幼稚性而言，它们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

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种种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

的考察，以及周、齐二文所论，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显得寥落不振，究其原因，或许是人们运用唯物史观来阐明史学发展尚须有一个过程，而人们的注意力又多在运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历史发展方面；再者便是“左”

的思潮的出现，人们在评价以往史学之成就时，多有顾忌。

这种寥落不振的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被广泛的讨论和热烈的争鸣完全改变了。

其契机就是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