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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前言1（第2页）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4]此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等著作中，都反复强调了“不要割断历史”

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

综观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历史科学对于现实运动的重要性，而归根结底，是对于历史前途的重要性。

从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中，处处可以看到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见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凡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战略指导性的名篇的，都会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见识在其中所占有的分量。

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的认识，同样得力于“彰往而察来”

的古训的启示和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的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得力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与运用。

正因为如此，寿彝先生高度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作用。

他对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评价，都是把他们的史学跟时代的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的。

他在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时，深刻而又富于**地写道：“他在这本书里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

[5]他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风雨如晦”

的年代里，“沫若同志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鸣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必然的前途”

[6]。

在论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时，寿彝先生进而写道：“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我们的史学家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他们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清算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

[7]这些话，反映了寿彝先生对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热忱的赞扬和衷心的敬佩之情，也反映了他对史学工作所担负的时代使命的自觉的和深沉的认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寿彝先生提出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之关系的深刻的底蕴。

关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寿彝先生尤其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指出：“我感到有两个问题是要我们思考、研究和回答的。

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它对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什么作用？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跟上时代的发展，怎样把历史感同时代感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在认识上不搞清楚，就会削弱史学的作用，史学工作者也不可能在四化建设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些，都跟‘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有关。

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问题，同样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涉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写历史书，不只是给史学工作者看的，我们的广大读者是全国各族人民。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各族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自己的光荣责任，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

[8]他的这些见解，对于当代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