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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下的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02（第5页）

全球日益高涨的“反全球化”

浪潮源于西方国家在当前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

该浪潮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引发交叉传染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增长缓慢、移民政策收紧，从而间接导致全球化的引擎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

因此，中国不妨借助金砖、上合等多边组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的协调与协作，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的价值观，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

[82]

在国际金融领域，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动**不定的“美元退潮”

期。

长期来看，美元加息可能迫使西方企业债市场被迫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

，从而因遏制创新而间接打击世界经济。

[83]除了美元自身的问题，美国政府恶意利用其美元霸权，频繁使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压他国，也迫使更多国家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角度警惕美元。

尤其是俄罗斯、伊朗等近年来饱受美国金融制裁之苦的国家正谋求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希望通过强化在国际支付与清算领域的协调来破除制裁，从而捍卫本国金融经济主权。

由上述诸多因素所引发的“去美元化”

（De-Dollarization）趋势也在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加强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货币协作提供了一定的有利的外在条件。

为了逐步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系统，中国也不妨在国际货币结算清算系统中加强与俄罗斯、欧盟等方的协作，适度、逐步递减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从而加强中国的货币—经济主权，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1]何亚非：《风云激**的世界：从全球化发展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

[2]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

到“G20时代”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

[3]曹帅、许开轶：《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

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载《理论探索》，2018年第6期。

[4]Wilsoer.，gesfaporeEyaftertheGlobalFinancialgapore；Ha.J.：WorldStific，2011，pp.10-11.

[5][加]约翰·科顿：《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成长——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使然》，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

[6]王文、王瑞晶：《G20框架中的利益阵营及新兴国家的战略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谁来治理新世界：关于G20的现状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7][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亚那]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李正凌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页。

英文版参见lobalNeighborhood：TheReportoftheissiononGlobalGoverp:.gdrc.lobal-neighbourhood（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8]余永定：《崛起的中国与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

《二十国集团在柏林创始》，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0年第1期。

[9]张海冰：《G20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25期。

[10]YuYongding，“TheG20anda：aeseperspective”

，L20Project，2004，https:.uvic.caresear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sG20anda.pdf（访问时间：2019年3月28日）。

[11]宫力：《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

[12]PeterI.HajemandtheG20：Evolution，Roleaion，England：Burlington，VT：Ashgate，2007.

[13][土耳其]费伊楠（FerideInan）：《全球治理新格局：G20的中国贡献与未来展望》，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14]金灿荣：《G20的缘起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

[15]陈素权：《二十国集团在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4期。

[16]内部体系包含四个层次，分别是（1）领导人峰会，（2）协调人会议，（3）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发展问题部长会议、旅游部长会议，共6种），（4）专家工作组会议（就业工作组、发展工作组等，共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