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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趋势 未来道路的可能性（第6页）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来自“中间商阶层”

的扩展，即买者（消费者）和卖者（生产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中间商作为桥梁和纽带。

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其实质是由中间商群体来定价。

中间商（包括银行家）不是企业家（生产者），只是中介，他们并非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是分利者。

中间商阶层15世纪已兴起，而企业家阶层18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

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亦即中间商阶层对封建领主阶层等其他集团的斗争。

即使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时，英格兰与爱尔兰也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苏格兰二百万人口中仅约三千人有投票权，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亦即中间商阶层主导经济活动的社会早已成型，“改革”

只是把投票权扩大到中小中间商范围。

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型，因而其演进历史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中间商伦理”

即分利诉求：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即要求谈妥利益分配方案。

早于现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东投票权早在17世纪即已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堪称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

西方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从部分人的民主开始缓慢扩大投票权范围，直到普选制在“二战”

后逐渐实现，本质是模仿股东投票权，让分利参与范围逐渐扩大。

普选决定着未来数年的执政党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即要求划分发展果实。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规律。

西方民主的演变史，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先分利，再发展”

基础上。

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

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

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

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

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

从而实现“高估值”

，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

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

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

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

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

五、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

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

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

，也就是“印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