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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马克思 作为社会治理实践映像的政治经济学（第2页）

“不正常的人”

“性”

是否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看一下西方社会中曾经存在于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是否仍然在持续，才能判断今天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存在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

历史研究，不能让先验概念和抽象的非历史性的共相优先，而是现实历史—社会实践优先。

这是福柯给予我们的方法论上的重要警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恰恰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却将马克思的一些历史性的话语普适化，造成了实质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座架观。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内省的。

这也是福柯为什么能够说明疯狂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性，辨识出性别及其支配的统治本质，以及他为什么能排除资产阶级启蒙以来的全部政治学话语，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现实中捕捉到“普遍概念”

和美丽口号（谎言）遮蔽之下的以社会治理—治安为本质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根本原由。

在这一点上，福柯的确是了不起的。

也是依循了上述的历史研究方法，福柯让我们不要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传统的那些民主、自由之类虚假的普遍概念出发，而是要真正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去掌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机制。

在他这里，这个实践就是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指认的全新社会经济活动。

福柯说，一切是从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实践中开始的。

有趣的是，福柯的分析是先从对政治经济学（éiepolitique）这一词组的历史性生成开始的。

他发现，政治经济学一语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既是指“生产和财富流通的一种严格和有限的分析”

，同时，也有广义上“能够确保一个民族繁荣的所有治理方法（méthodedegouver）”

[8]。

在当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它就是指“对于一个社会中诸多权力的组织、配置（distribution）和限制的一种一般性思考”

，所以福柯说，“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能够确保治理理性（raisoale）做出自我限制的东西”

[9]。

福柯在此讲座中627次使用gouver一词。

这显然是此时福柯思想中重要的高频词。

显而易见，福柯是想让政治经济学这一专门的经济学范畴跳出专业的界划，进入一个更宽泛的理解领域，然后再将其植入自己的政治哲学构境之中。

这里面，显然有他故意的过度诠释因素。

当然，福柯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自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以现实中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

首先，他指出，18世纪中期开始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在国家外部发展起来的法律思想，至少在最初的意愿上，它并非只是为了反对和限制国家理性。

政治经济学恰恰是“形成于国家理性为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

，它就是以“国家的富有”

“人口和生计之同时的、相应的和适当一致的增长”

为目标。

[10]与传统的政治统治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重心从一开始就转向了财富的积累和物的增长，民主式的政治—法律只是这种“国富论”

的跟屁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