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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与空间 一种本体论上的辩证法（第4页）

苏贾这种“空间化的本体论”

倾向，通过他对早期卡斯泰尔斯批评，表现得更加明显。

卡斯泰尔斯在《城市问题》中提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

，“空间不单单是提供利用社会结构的一个机遇，而是每一个历史整体的一种具体表达，在这样的历史整体时，一个社会能得到具体说明”

。

对空间的说明，“需要确立能决定空间的存在和转变的结构性和连接性规则的问题，而且需要明确空间与某种历史现实的其他因素衔接的特殊性”

[12]。

对此，苏贾批评道，这是一种把“无空间”

的社会生产关系赋予决定作用的观点，也正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

赋予空间结构以形式、功能和意味这一点上，“使得卡斯泰尔斯和列斐伏尔分道扬镳”

。

列斐伏尔的工作就是要纠正这种“无空间”

的社会关系决定作用，其方法是“通过将阶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联系起来，并将‘社会问题式’包容于一种具有同存性的社会和空间的劳动分工，即一种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

[13]。

苏贾强调的正是这种“空间结构”

与“社会”

的“同存性”

。

这是因为，社会一开始就是一种空间性存在。

看来，苏贾的“社会—空间辩证法”

实质上是本体论上的辩证法。

他不满足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

之间“谁决定谁”

的纵向辩证关系，而是更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本体论上的“同存性”

。

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反对他所说的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法”

，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些空间的生产关系以及空间的劳动分工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理论阐述”

。

但是，“并不能因为拥有一百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未曾为了相应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而融合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我们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拒斥对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这种理论阐述”

[14]。

苏贾的这一理论倾向为他后来建构“空间化的本体论”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