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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一般智力到非物质劳动 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第2页）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这一手稿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清楚揭示了一般智力在未来社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然而，它的缺陷在于，它把一般智力完全固化在固定资本之中，忽略了它对活劳动本身的建构作用。

“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一般智力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机器体系固有的‘客观科学力量’。

这样，他就漏掉了今天绝对出彩的一种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

[21]因此，他们主张，应当把“一般智力”

概念从机器体系中解放出来，从劳动视角来重新界定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

也正是基于此，他们认为，一般智力不仅包括机器体系固有的科学力量，而且还“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知识、想象、伦理习惯、思维模式和‘语言游戏’。

在当代劳动过程中，思想和话语无须采用机器体或电子管的形式，就能作为生产‘机器’发挥作用”

[22]。

其次，是对劳动概念的重新界定。

一旦将一般智力与劳动嫁接起来，就为他们重新界定当代社会的劳动特质提供了一个合法支点。

哈特、奈格里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劳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

一般智力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

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

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

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也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

[23]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一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指在生产场所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经打破了生活与生产的界限，成为人类生命的全部。

也正是基于此，哈特、奈格里受拉扎拉托的启发，将其定义为“非物质劳动”

。

然而，在内涵的界定上，前者又与后者有所不同。

在拉扎拉托看来，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

[24]。

对此，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一定义遗漏了“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

，因而无法深入到生命政治的肌理之中。

[25]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

他们认为，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

，它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融合了通信技术的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的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三是生产和操控情感的劳动。

[26]从这里的论述来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显然还是不成熟的，因为第一种劳动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而其最终产物仍是一种物质产品。

而且，劳动本身就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耗费，因此，任何一种劳动都必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一面，此时他们尚未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做出系统说明。

这些到了《大众》中都得到了清晰阐释。

在这里，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

，并将其缩减为两种类型：一是智力或语言劳动，二是情感劳动。

[27]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就“非物质劳动”

概念的模糊性做出了澄清，主张用“生命政治的劳动”

[28]来指称这一劳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