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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 帝国的辉煌与湮灭（第1页）

三、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帝国的辉煌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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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他们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逻辑建构，而是从非物质劳动转向了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哲学分析，深入剖析了帝国的统治机制及其湮灭之路。

不过，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这种转向依然是从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

的批判性分析开始的。

在“机器论片断”

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一般智力的普遍发展，“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33]。

到了这时，“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

[34]于是，“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

人类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对此，哈特、奈格里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与他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和“实际吸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者将其翻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

和“实际从属”

）的理解相一致的。

马克思曾依据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吸纳形式：与前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

，与后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

。

所谓形式吸纳是指劳动过程只是在形式上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控制，它既没有改变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

[35]。

而实际吸纳则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劳动方式的全面变革。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36]也只有到了这时，劳动方式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

不过，在哈特、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的区分存在严重缺陷：第一，他的这一区分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严重忽视了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吸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