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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的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第2页）

在文本中，我们遭遇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与我们在知识象征层面和我们个体想象层面构筑的马克思都有所差别，我们的象征性语言无法真正再现出这个处于真实界的马克思。

这个马克思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们唯一可以触及他的方法就是从复数的元素来触及马克思的本真。

这些复数的马克思，如巴迪欧所说：“这三个马克思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

[15]但是，我们不能像阿尔都塞一样，简单地声称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

的，并借助这种“科学”

排斥其他马克思的可能性。

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做法当然是一种蒙昧的野蛮作风。

因此，关于巴迪欧的三个马克思的指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他在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之后，重新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再思考，尽管巴迪欧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专门文本的形式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巴迪欧列举的第一种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被阿尔都塞指责为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之下，并未真正摆脱意识形态襁褓的马克思。

巴迪欧显然承认了这种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联，巴迪欧说：

首先有一种带有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辩证的马克思，这种辩证法主要被视为客观性的辩证法，即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这就是构建了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实际上，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历史运动……这就是第一种马克思，即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一种带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的马克思。

[16]

这种马克思的特点是，它试图从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历史的辩证法，即真正历史进步的科学。

显然，在这个阶段上，或许马克思已经摆脱了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

来思考问题的方式。

但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尽管这种历史哲学在后来的许多解释中，被视为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头脚倒置的颠倒。

尽管马克思强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17]。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基础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Geist）还原为现实中的真实的历史（Geschichte），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阴霾，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更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历史仍然以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在起作用。

简言之，我们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一开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带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去发现一种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科学。

因为他从黑格尔那里承袭而来的正是这个大历史的观念，相信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可以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所有线索和事实全部贯穿起来。

[18]用张一兵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超越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的创立，即任何人类生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生存，一切外部对象也都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历史地呈现出来”

[19]。

换言之，我们虽然驱除了观念和绝对精神的魔咒，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历史范畴的笼罩之下。

在这个大历史的范畴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历史自身的变化。

巴迪欧很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带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痕迹。

历史不是线性的运动，而是辩证的运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释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辩证运动，在其中，马克思对历史的构想仍然基于黑格尔式的思辨，即便这个思辨的辩证法根基已经被替换成为现实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但是历史辩证的逻辑仍然以一种宏观的线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演变运作。

当然，对巴迪欧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残存着某种影响，就彻底抛弃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思想。

恰恰相反，正如巴迪欧后来所分析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必然带有黑格尔的思辨色彩，而这种思辨的辩证法，就正处在马克思的基底部分，不是简单用一个悬搁和抛弃就能完全消除其影响的。

因此，即便在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思辨和历史哲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呈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