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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迪欧与马克思（第2页）

巴迪欧说：“基本上，萨特试图维护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一个历史主体，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大众主体。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似乎发展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形式逻辑，这个逻辑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更为清晰。”

[7]这样的萨特，会让巴迪欧对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不那么排斥，这个是他与最坚定的阿尔都塞派别之间的分歧所在。

阿尔都塞坚持存在着一个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而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视为残留有黑格尔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痕迹的不成熟作品。

因此，阿尔都塞的内部圈子，乃至法国共产党内部，都禁止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青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相反，巴迪欧并不认为以一个非科学的标记，就可以轻易打发掉那个青年马克思与后来的马克思的关联，其中的主体理论的线索被巴迪欧认为是马克思青年到成熟时期思想发展的一条主要的线索，而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这条线索则完全被湮没掉了。

这样，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阿尔都塞阶段的巴迪欧所受到的训练。

早期的巴迪欧十分信奉阿尔都塞的科学与哲学之分，而阿尔都塞的科学与哲学的区分标准，也被巴迪欧坚持下来。

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巴迪欧协助阿尔都塞为科学家们开设哲学课，并在课堂上为科学家们讲了一个学期的课程。

他的讲课笔记后来被整理出来，以《模式的概念》（Leceptdemodèle）为名出版，并获得了阿尔都塞的好评。

阿尔都塞强调阅读的文本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尤其是《资本论》，巴迪欧尽管没有赶上阿尔都塞主持的“读《资本论》”

小组的活动，但是，他仍然向阿尔都塞提交了一篇谈阅读《资本论》感受的文章。

这篇文章，据巴迪欧自己所讲，已经散佚，不过他将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概括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辩证唯物主义的（再）开始》之中[8]。

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巴迪欧提出的是在《资本论》中寻找一种让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科学的科学基础。

实际上，巴迪欧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更大的价值，即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理性形式”

，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好是在这个“新的理性形式”

基础上，发现了作为社会形态发展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属于科学，而辩证唯物主义是所有科学的科学性的根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科学，即社会形态发展的科学。

它的科学性，在巴迪欧看来，也必须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巴迪欧在这一点上比阿尔都塞走得更极端，他宣称：“事实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达，即对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的因果关系类型的理论，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

而阿尔都塞讨论统治结构，讨论《资本论》对象的基本文本，也不可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

[9]很明显，在巴迪欧的逻辑框架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提供了马克思的决定性的模式，让马克思真正与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断裂。

尽管在《存在与事件》之后的巴迪欧再没有涉及过更具体的对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的讨论，更多时候他只是在一些著作中以只言片语的形式零星地引述着马克思。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认为巴迪欧在这个时期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基本框架，创立了以数学集合论和拉康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新的哲学体系。

这种说法显然有点操之过急。

很明显，巴迪欧和恩格尔曼的《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从正面解释了巴迪欧对马克思的态度，正如巴迪欧所强调的那样，他没有抛弃马克思，而且一直在坚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观念和假设。

倘若如此，我们应当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巴迪欧对马克思的坚持？我们是只有一种马克思，还是多个马克思？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读巴迪欧为什么要谈三个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