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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基于规律探寻的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第5页）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划界标准是模糊的，到底是指一系列包含“规律”

一词的科学理论，还是指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规律”

本该发挥的作用的科学理论。

如果是前者，那么新近一些物理学原理的名称则不再习惯使用“规律”

一词，如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和薛定谔方程，但它们同样发挥着相对论规律和量子力学基本规律的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么社会科学中存在的很多罗伯茨称之为设限规则的理论同样发挥着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的作用，它们对于指导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而言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事实上，罗伯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一些被科学家称之为规律或名称中含有“规律”

一词的理论，并不必然就是规律；另一方面，一些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先验的数学真理，而不是自然规律。

[11]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根据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论来决定规律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哲学解释来予以回答。

事实上这正是他的犹豫之处。

第二，社会科学不需要规律这一观点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

首先，具有主观意向性的社会个体并不是阻碍规律存在的充分条件。

诚然，人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自存的，但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主义，虽然对人类自由概念的争议，使得表面上看来社会科学中即使存在一定的规律，也是相当不可控的，但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这种独立性和对其活动的因果作用是可以共存的。

而且，罗伯茨的规律观预先假定了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行为的。

事实上，个体的活动必须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而在这种可能性空间中，个体的组合行为模式必然会出现。

而且，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表明，比起个体的特征和作用而言，社会科学更倾向于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模式。

因此，从这点看，罗伯茨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假定就是错误的。

2.对戴维森主张的批驳

科学实在论者一般认为规律既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又有事实方面的问题。

前者关乎规律的语言表达，后者关乎规律对外部事实的指称和反映。

不同的是，戴维森认为规律只是语言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规律不是指自然界的必然性关系，不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规律只涉及语言描述。

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第一，表面上看，戴维森将对规律的探讨只局限于认识论层面。

事实上，在《论行动与事件》一书中，戴维森把“事件”

作为其规律观的本体论范畴，只不过是把“事件本身”

与“事件描述”

区分开来，即“外延事件”

和“内涵事件”

。

内涵事件与一定的描述方式相关，同一外延事件，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内涵事件。

戴维森关注的是对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不是由事件本身给予例证的，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例证规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戴维森得出规律是语言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的结论。

这样，他就把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果关系从规律中排除出来。

因为因果关系指的是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的一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作为两个外延事件，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两个特定事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重复的，不具有普适性的。

而规律所蕴含的事件必须是内涵事件或对事件的描述。

因此，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只能通过一定的描述才能例证规律，甚至很多时候只能例证规律的某一方面。

显然，戴维森把语言视为理解规律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然而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语言从未存在，那么是否还存在规律。

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很容易得到回答。

因为支配整个世界运转的自然规律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不会因为人们没有发现它们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它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