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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良善生活1（第1页）

平等与良善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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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者能过上良善生活吗

我在前几章捍卫了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观点。

这种观点——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坚持认为，自由、平等和共同体，不像自由主义左右两派的一些政治理论所说，是三种泾渭分明、经常发生冲突的政治美德，而是一种政治观点中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因此脱离这三个政治理想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保障甚至理解其中的另一个。

这是自由主义的感情中枢，它是对今天的东欧和亚洲一些地区看来很有感召力、对200年前欧洲和美洲的革命者十分自然的观念。

但是，只有当我们按照我认为应当采取的方式来理解自由、平等和共同体时，它才能够得到实现。

平等必须用资源和机会而不是用福利或幸福加以衡量。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的自由，而是做尊重别人权利的事情的自由。

共同体必须不是建立在模糊或混淆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这种自由和责任的共同而真实的尊重基础上。

这就是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

在这一章里，我打算回答一种反对自由主义平等的、历史上十分强大的特殊意见。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形成的同时，它的批评者也指责这些理想只适合于那些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

尼采和浪漫派的偶像破坏者说，自由主义的道德观是小人用来禁锢伟人的牢笼。

他们认为，只有小人才会迷惑于自由主义的平等；致力于创造并驾驭新生活和新天地的诗人和英雄，对它嗤之以鼻。

后来这种抱怨又倒过来了。

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自由主义者对个人成功关心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保守主义者则说自由主义忽视传统道德观所提供的社会稳定和根基的重要性。

不过这三种批评的传播者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它经常表现在一句咒语式的口号上：自由主义太注重权利，这是指公正原则；太不注重良善，这是指人们生活的平等与价值。

浪漫派认为，自由主义对创造性的个人打破小人道德的重要意义麻木不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忽视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异化和贫困化的性质。

保守主义者声称，它没有认识到只有当生活扎根于共同体制定的规范和传统之中时，它才是安全的。

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主义的公正使生活失去了诗意。

我们应当区分出隐含在这些说辞背后的三种谴责。

第一种宣布，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良善的生活。

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成立的话，当然是致命的。

可是，自由主义社会的生活如果注定是卑贱的——注定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畸形，导致令人沮丧的失败——那么自由主义就是一种荒谬的政治观，只适合于受虐待狂和伦理盲人。

第二种反对意见没有指责自由主义彻底排除了良善生活的可能性，而是坚持社会公正的优先性，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必须牺牲个人生活的品质和全部成功，因此谴责自由主义把私人目标置于社会公正之上。

这是一种威胁性较小的意见，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因为自由主义者如果接受这种意见，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找出足以对抗另一种解释的正当理由，即人们有时候——大概是经常——为何必须牺牲他们许多人都视为自己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让他们能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最好的生活。

第三种意见只针对自由主义者在伦理上的彻底中立——完全不去支持有关生活良善的任何说明，也能建立起一种政治公正的理论。

这种反对意见似乎更为软弱：自由主义者本人当然经常宣称，自由主义在伦理上是中立的，这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优点。

[2]不过这种所谓的优点却有着实践上的代价。

假如几乎所有关于良善生活的理论都能跟自由主义相容，自由主义就不能用任何这样的理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能把人们只有在自由主义国家里才能过上良善而公正的生活作为根据，为这个国家辩护。

自由主义真的犯有这些被指控的罪名吗？它确实排除任何良善生活或降低这一目标的地位或对它视而不见吗？并非如此。

但是我们要想理解个中缘由，必须首先承认，一种良善生活论，就像任何重要的思想分支一样，既复杂又有着严密的结构。

在伦理学的某些相对具体的层面上，自由主义能够并且应当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