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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102（第1页）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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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发展；它是一种已经从（或企图从）任何片面的和盲信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哲学家本人——不论是被作为个人来理解，还是被作为整个社会集团来理解——不仅理解矛盾，而且把他自身当作矛盾的一个要素，并把这个要素提高到认识的原则的高度，从而到行动的原则的高度。

“一般的人”

，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会遭到否认，一切教条主义的“统一的”

概念，都被当作“一般的人”

或每个人内在的“人性”

概念的表现而遭到嘲弄和破坏。

但是，即使是实践哲学也是历史矛盾的一种表现，而且确实是这些矛盾的——因为是最自觉的，所以是最完全的——表现；这意味着它是和“必然”

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现在并不存在的、历史上也未曾存在的“自由”

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证明矛盾行将消失，那也就在暗中证明实践哲学也行将消失或者将被取代。

在“自由”

王国中，思想和观念不再会从矛盾的领地中、从斗争的必然性中产生出来。

而现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却只能提出这种一般的论断，而不能走得更远；他不能逃离现存的矛盾的土地，如果不直接造成一个乌托邦的话，那么，除了泛泛而论之外，他不能断言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

这并不是说，乌托邦不能具有哲学价值，因为它具有政治价值，而每一种政治都暗含着一种哲学，哪怕是无系统的和处在萌芽形式中的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最大的乌托邦，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历史上最大的“形而上学”

，因为它是以神话的形式调和历史生活中现实矛盾的最宏大的努力。

实际上，它断言人类具有同样的“本性”

，断言存在着一般的人，它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是其他人的兄弟，和其他人相平等，在其他人中间，并像其他人一样是自由的；而且他能够在上帝的镜照下把他自己看成是人性的“自我意识”

；但宗教又断言，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另一个（乌托邦）世界上的事情。

这样，平等、博爱、自由的观念就在人们中间激发起来，在人类的那些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平等的，也不把自己看成是其他人的兄弟，不把自己看成是和其他人一样自由的那些阶层中激发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群众的每一次激进的**中，这些要求都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意识形态被提出来。

这里可以插进伊里奇（列宁）所提出的一个意见。

在1917年4月提纲[33]论普通学校的那一条中，更确切些说，在这一条的解释性说明（见1918年日内瓦版本）中提到在雅各宾恐怖时期被斩首的化学家和教育家拉瓦锡。

拉瓦锡和他那个时代的民众群情一致地提出了普通学校的概念，而不只是一种被当作统治工具来使用的意识形态，并由此引申出具体的人人平等的结论。

在拉瓦锡那里，这还是一个乌托邦的要素——这是一个在预先假定的人“本性”

的单一性的一切文化思潮中都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的要素；而在伊里奇那里，它却具有一个政治原则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意义。

如果实践哲学从理论上断言，每一个被相信是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

，都具有其实践的根源，都代表一种“暂时的”

价值（每一种世界和生活观的历史性）的话，那么，也仍然很难使人民“在实践上”

理解到，这样一种解释对于实践哲学自身也是有效的，而这样一种解释又不动摇它对于行动是必需的那些信念。

而且，这是每一种历史主义哲学都会遇到的困难；低劣的辩论者（特别是天主教徒）利用这种困难把同一个人身上的“科学家”

和“煽动家”

对立起来，哲学家和活动家对立起来，并推论说历史主义必然导致道德上的腐化和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