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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哲学102（第1页）

经济与哲学[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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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唯理主义的理性既在现代科学诞生时充当它的基础和证明，又以其理性化和非理性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发挥作用。

唯理主义的理性造就了一个它既无法把握和解释，又不能以一种连贯的理性方式加以组织的实在。

这种逆转不是一个神秘的转变，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整个过程的出发点是唯理主义的个人理性，这种理性既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又是个体的特殊历史形式的理性。

这一理性注定会把某些实在弃置于理性的疆域之外，因为它无法捕捉这些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实在是非理性的，这是非理性的第一种含义；或者是因为它不能主宰或控制这些实在，它们脱离了它的管辖，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非理性的，这是非理性的第二种含义。

这种理性把上述两种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东西搁置在一边，同时，用这种非理性构成自己的现实化形式和实存形式。

唯理主义的理性假定个人可以“把他的理性用于一切”

，并在这个意义上反对任何权威和传统。

它要用自己的理性去研究和认识一切。

除了这个积极方面（这是现代思想的永久属性）之外，它还包含着一个消极方面，即包含着某种素朴性。

这使它忽视了下述事实：一个主体不仅是措置主体，而且本身也是被措置的（Posited）[19]；原子化个体的理性一经实现，就必然会产生出非理性，因为它把自己当作直接给予的东西，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包括世界的总体。

理性化和非理性是唯理主义理性的两个化身。

实在的理性化和同时发生的人类实在向客体性实在的转化，还有环境的非理性和无理性（既不能透视又无法驾驭），所有这些都是从同一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

由此还产生了把合理性（rai）误认为有效性（rai）的可能。

如果把价值判断从科学中排除，如果科学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只能理性地判断手段的有效性，而不能判断目的的适宜性，否则就会丧失其科学性，那么，理性的影响就仅限于行为的技巧方面。

而且属于“理性”

领域的手段、操控和技巧等问题就从根本上与价值和目的相脱节，与人类主观性的世界相脱离，把这个世界遗弃给了无理性（亦即非理性）。

这种观念出现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也出现在冯·纽曼（VonNeumann）和摩根斯坦（Menstern）的数学和逻辑学著作的哲学前提中。

这种观念把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最少能耗达到成功目的或获得最大利益的行为看作是合理的（用我们的术语说是有效能的）。

科学指导人们如何有效利用资源，使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确定的目的。

但它从不讨论目的本身或目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我们活动的合理性只能由它所使用的手段的适宜性来测度，对目的不能做任何纯理性的评价。”

既然有效性和非理性具有共同的起源，那么，正如我们在非理性的理性化和理性化的非理性结果中看到的那样，它们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这种理性概念和理性实在把理性等同于技术。

它们把技术看作是理性的完美表现，把理性看作是行为和活动的技巧。

把学问划分为科学的和人文的，把方法区别为解释的（erkl?reehen），分为社会现象自然化、物理学化的方法和自然现象精神化的办法，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现着实在的分裂。

唯理主义理性的统治就是这种分裂的固定化。

人类实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被划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效用的领域，即理性化、资源和技术的世界；二是人类价值与意义的领域，这个领域成了一个佯谬形态的非理性王国。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是在分裂中实现的。

一方面是筹划、操作、控制、精密科学、计量化、支配自然、实用等，一句话，是客观性的世界；另一方面是艺术、内在感情、美、人类自由、宗教等，一句话，是主现性的世界。

这就是一个客观的基础，它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努力重新统一世界（表面地或真实地），或者弥补它的片面性。

例如，帕斯卡试图用“心的逻辑”

对笛卡尔的推论方法加以补充；美学真理企望成为逻辑真理的补充（鲍姆加登），先验主义试图克服物理主义，等等。

尽管17、18世纪的古典唯理主义气魄宏伟地要合理地解释一切，试图把理性运用于一切，但这种理性却造成了一个真实的或表面的非理性主义浪潮。

它对理性和合理性做了形而上学的把握，结果使自己的纲领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