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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1（第5页）

）的例子已是众所周知，我在此不再赘述，只举一个不相同的例子：巴乔芬（Ba）对“原始”

母系社会的重构。

巴乔芬认为，在经典本文和人造品向我们展示的父权古典文化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原始”

母系社会，他假定这个“原始”

母系社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舞台：“在所有与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神话里，我们都能发现关于人类发生的真实事件的记忆。

这些不是虚构物，而是人类真正经历过的历史命运。”

[6]巴乔芬对这一假定所作的理论辩护是“本原”

或“进化论”

方式的典型表达法：“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论，不仅回答关于事物本质的问题。

它试图揭示事物发生的源头，以及把源头同其随后的发展结合起来。

只有当知识包括了起源、发展和最终命运时，知识才真正转变为大写的理解（Uanding）。”

[7]

如果不作起码的解释，便把本原比喻抛进历史的烟灰缸里的话，则有些不妥当。

尽管比喻中不假思索地使用了“源头”

（in）这个术语，“本原”

比喻与18世纪对绝对本原的迷恋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从18世纪对社会起源、语言起源、创世、或前达尔文进化论的讨论中，观察到18世纪对绝对本原的着迷）——可以说是康德终止了这种对本原的迷恋。

按照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区分，19世纪的“历史主义”

，甚至那种“本原”

式的历史主义，并不对绝对的源头感兴趣，而是对“初胎”

（beginnings）更感兴趣。

1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不论其意识形态的启迪如何——建构出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起源的问题从一开始便被排斥在外，人们必须学会处理阿尔都塞式的“总是已经预先存在的事实”

（toujours-déjà-données）。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本原”

式方法与结构历史编纂学（structuralhistraphy）完全不同：“本原”

历史主义只使用一个术语，以便构筑一个仅仅是假设的、初步的对立术语，例如巴乔芬关于“母系社会”

的观点、摩尔根关于“野蛮人”

和群体杂婚的观点，以及那些关于原始印欧语系的语言学推测。

而结构历史编纂学则使用两个现成的术语，“封建主义”

和“资本主义”

。

结构历史编纂学不试图把“封建主义”

重新塑造成“资本主义”

的前身，而是要建立一个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之间过渡的模式，这样便不再是“本原”

的推测，却是对结构转变的调查。

最后，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困惑，我们必须同索绪尔一道，承认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这种本原建构，而是一个共时模式。

尽管对进化论的责备，往往也伴随着对本原主义的责备，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达尔文——与比他早些时候的进化论或较他晚些时候的达尔文主义相对照——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主张共时性的。

作为“无意义”

和非目的论过程的自然竞争的共时运作力量一旦被纳入某些神圣主宰的宏伟计划，并成为基石时便丧失了意义。

需要对本原历史主义和共时性模式这两个论断进行补充的是，共时性样式并不绝对怀疑作为研究和表述对象的历史，而是要找寻一个崭新和独创的历史编纂学的模式，在历史编纂学的叙事模式或换喻中，找出结构的置换。

这种新式反本原模式，被尼采在自己的理论中称之为“系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