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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102（第7页）

——按照某种生产模式建构“心理分析学”

主体——同时也吸取了现象学的观点，特别是那种关于空间或某一具体社会形成中的日常生活组织的现象学。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被兼容了的模式都依照它们所处的生产模式中的结构场所而被辩证地修正；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资本主义的“生产”

观念来解释某个十分不同的过去的社会结构。

[34]除了辩证唯物论之外，其他观点都可以接受心理分析学派的非历史假设，认为从现代或资产阶级心理学材料中得出的理论——组合的主体、潜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欲望等等——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

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谈到阐释一样，我在此只能简单地提供解决生产模式性质问题的答案，我将在其他文章里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生产模式概念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概念本身的地位问题。

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Balibar）批判了生产模式的生成[35]，认为这个生产模式概念有些像斯宾诺莎（Spinoza）的“永恒性”

，这个永恒的结构明显地可以毫不费力地再造自身，不需要随着人类历史经验的盛衰兴亡而改变。

通俗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构成”

的概念极感兴趣，“社会构成”

指历史社会经验或文化经验中的某个生产模式如何自我实现的问题。

然而“社会构成”

的观点与理论解决方法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社会构成”

重新引进了经验主义，而辩证论的使命就是要质疑和纠正经验主义。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生产模式地位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模式的观点从根本上是“区别性”

的（differential）。

一个生产模式的形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模式）从结构上以差异（difference）规划了其他可能存在的生产模式的空间，即：以最初模式特征的系统变异体，来使其他生产模式有生存的余地。

这就是说，每一个生产模式都在结构上内含所有其他生产模式。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任何生产模式（或在具体生产模式中任何文化人造物的替换）都必须公开或暗地里同所有别的生产模式相区别。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不采取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认识这种区别的相互关系：按照非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的联合体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一个“先进的”

生产模式都包含着比它更早的生产模式，早期的生产模式必须被“先进的”

生产模式在其发展中所压制。

早期的生产模式沉淀在现存的生产模式之中，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比它更早的各种模式，和它们做各自异化形式和生产力，以各种层次和作废的方式仍然残留在资本主义之中。

但是，不仅过去消失了的生产模式存在于现在模式的非共时性（nonsynicity）[36]中；而且很明显，将来的生产模式也同样在模式中起作用，这点我们可以从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中察觉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便没有任何生产模式是纯正的，我们需要相同程度的抽象概念来分析多种生产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的矛盾覆盖层和结构上的共存性。

可以把“文化革命”

当作这样的抽象概念。

“文化革命”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存在着十分不同的结构体系，只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巴乔芬作出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假定，是为了阐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革命”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分析新教伦理学是对研究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作出的贡献。

让我顺便补充一句，“文化革命”

作为新的历史研究的统一范畴，似乎是唯一能使所谓人文科学以物质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框架。

然而，生产模式和“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