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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论 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第1页）

空间理论：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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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

（奥斯卡·王尔德）

一、巴尔的摩的故事

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我视之为故乡，并对它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情感。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城市却是一团糟。

不是那种迷惑人的、引发人探究兴趣的糟糕，而是一种可怕的糟糕。

而且现在比我1969年初识它时似乎更加糟糕。

或者它可能与过去一样糟糕（见表8.1），只是那时候许多人相信他们对此能够有所作为，现在这些问题似乎难以处理了。

繁琐的混乱局面使人不知所措，不过，有一些特点还是值得指出来。

在这个城市的30万个单元的住宅区内大约有4万个空置的、一般来说也是废弃的房子（1970年有7000个）。

而无家可归者（尽管有那么多空房子）、失业者，甚至更为重要的，那些有工作的穷人（他们没有福利，靠着每星期不到200美元的工资努力生活着）却到处可见。

施舍处（马里兰州1980年有60处，现在有900处）的队伍越排越长（根据一些非官方调查，这些人中的30%是有工作的），许多市区教堂的慈善工作已难以维系。

生活水平和机会的不平等快速地增长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巴尔的摩有全国最好的学校，但它们是私立的）对大多数居住在那里的孩子是不开放的。

公立学校的质量又非常低劣（根据最新的测试，在阅读技巧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年半）。

表8.1过去与现在：巴尔的摩内城区邻里

以上数据根据巴尔的摩城市复兴和住宅机构在1966年委托所做的调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在1988年4月再次调查而汇编。

它们都集中在被马丁·路德·金暗杀之后的暴动所严重影响的邻里。

在这起事件20周年纪念时，这些调查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1988年4月4日）。

除了中等学历比率、小汽车拥有量和过度拥挤之外，这些数据极可靠地说明了一些情况下邻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恶化。

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也是明显的。

体力劳动就业的灾难性降低及办事员工作就业的上升隐藏了就业机会从男性到女性的根本性改变。

这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和居家成年男性数量的降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期间为相似的邻里所汇编的数据证明这些趋势没有任何逆转。

（资料来源：Harvey，1988）

界上最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幸，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除非他们为了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而拥有清扫艾滋病病区的特权或具有医疗保险或公共医疗机构身份或患有罕见的疾病能引起精英医疗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

在这些国际知名的医院设施的近郊地区，平均寿命是本国最低的，与世界上很多较贫穷的国家相比也是最低的（男人63岁，女人73.2岁）。

梅毒的传播率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中最高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而且还有过呼吸道疾病的爆发（根据为环境保护署所搜集的数据，在1986年至1996年期间城市中所有类型的呼吸道疾病都不止翻了一番，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哮喘发病率的提高，从每10000人中大约8例上升到约170例）。

这个城市记录在案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公共卫生成就就是对肺结核感染的戏剧性控制。

这件事的发生依赖于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他曾经在越南的战场上有过军事医疗经验，他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赤脚医生”

概念应用于巴尔的摩城区，并由此在10年内将这个城市肺结核比率由它在国内并不令人嫉妒的糟糕地位降低到国内平均水平之下。

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每个月的净比例就是一千多人）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当我刚到这个城市时，其人口接近于100万，现在它的人口降到刚刚超过60万）。

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的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几乎自然地与螺旋式上升的呼吸道疾病联系起来）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