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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论创新（第1页）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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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不仅涉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实现了理论创新和突破。

而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思想革命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根本超越了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之上，以“解释世界”

为特征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是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

这一社会历史理论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学说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以“改变世界”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为己任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

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关于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本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以及社会历史运动的理解。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为基础来把握文化的本质，以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为场域来揭示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理解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和作用的文化理论，其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都远远高于他们同时代，以及后人关于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文化理解上也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后来的经典思想家并没有像上述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从某一个侧面或者维度对文化作专门的研究，没有形成具体的专门化的文化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关心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只是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文化问题方式具有独特性，他们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在更大的视域中把握文化问题。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具有其他文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理论广度和深度。

首先，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全过程。

如果我们把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兴起作为西方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研究的开端，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思考要早于这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系统阐述进化论思想的《物种起源》一书，推动了人类关于自身的文化起源的探讨，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当数泰勒于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

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其中包含着他们对于文化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而是承载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更多地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特征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因而，他们早期比较多地关注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人的实践特征等，这里突出强调的是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精神。

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层面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从马克思《博士论文》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作是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包含很多内容，但是主要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来理解文化，因而比较偏重于对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强调。

这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

他们主要是基于人的自我意识、人的劳动、人的实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角度，来凸显文化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特征与革命的批判的精神。

当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越来越清晰地表述自己的唯物史观思想，他们也开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中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唯物史观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他们思想发展的中期具体展开的，这一时期主要指1848年之后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内在矛盾的深刻揭示，马克思更加具体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专门探讨了各种意识形式、人类的精神生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