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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第5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双重的。

一是实践的关系，即人对世界的改造，从物质上占有世界；二是理论关系，即认识世界，从思想上占有世界。

前者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关系。

在实践活动中，一方面，人不能违反对象的尺度，必须以它为前提，另一方面，人又不是全部和无条件地接受对象的尺度，而是通过自身内在的尺度去把握和接受对象的尺度，达到改造对象之目的。

实践是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和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统一的确证，它体现了自然尺度和社会历史尺度的统一。

它首先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社会历史的范畴，然后才是认识论的范畴。

因此，就不能将实践唯物主义的含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它是包括历史观和自然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立足点则是唯物史观。

恩格斯不仅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而且一再称唯物史观是新的世界观，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主要标志，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先从认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不是脱离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去考察认识问题的。

虽然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是进行正确认识的前提，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前提上，那就不会有认识的发生和发展。

拿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来说，从古代朴素的物质观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再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的发展，始终是以人类历史的实践为基础的。

离开这种历史的实践，就没有人对物质认识的历史。

离开唯物史观的物质观，必然是抽象、空洞和贫乏的。

诚然，反映论无疑是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仅仅归结为反映论，那就把认识过程看成只是客体决定主体的单向过程，而不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仍然没有阐明它和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否定反映论，又不停留在反映论上，它的认识论是实践论，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

实践论并没有背离反映论，相反地正是发展了反映论。

事实表明，人类创造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是同时开始、平行发展的，实践则贯彻于历史和认识的始终，它是打开历史大门和认识大门的同一把钥匙，历史观和认识论同样古老。

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两者都是在人类历史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

历史发展到什么水平，人的认识也就发展到什么水平。

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只能在历史发展的无限系列中不断求得解决。

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单纯取决于感觉器官，更重要的决定于“以社会这种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

[7]。

基本粒子不是由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狄德罗、牛顿等人发现，并非因为他们的感觉器官不完善或大脑结构不如现代人。

爱因斯坦、玻尔等人之所以能作出划时代的发现，也并非由于他们的感觉器官和大脑结构特别完善，根本原因是现代人比古人和近代人有着更完备发达的社会器官。

毛泽东的《实践论》开首第一句话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8]，正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离开唯物史观的自然观，只是空洞的抽象。

虽然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不容怀疑的，即使经过人类活动改变过的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人服从于自身固有的规律，它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它的固有规律性，并没有阐明人和自然界的现实关系。

事实上，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便成为人的生活环境，人的劳动对象、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它作为对象化的存在物，进入了社会历史过程，从而具有社会历史性。

这也是一种客观实在性。

实践体现出人既依赖于自然，又超越自然支配自然。

它将潜藏于自然中的对人的各种有用性不断开发出来，使自然界不断人化。

所有这些，离开唯物史观是无法阐明的。

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9]他批评费尔巴哈看不到周围的物质世界是随着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断改变的，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人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