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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3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6]。

人类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是处处打下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印记的自然界，是人化了或人化着的自然界。

旧唯物主义由于没有对于人类历史的以实践概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理解，因而它对自然的理解也只能是直观的。

恩格斯在批评旧的自然观时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

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7]。

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即使在自然观上也并没有真正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也是不彻底的。

可见，实践概念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也应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

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密切相连的。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8]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实践的观点，揭示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关系，从而使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与本体论也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达成了统一。

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从而也是人类把握现存感性世界的认识活动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作为存在论或本体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在同一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它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认识不是对于外部世界的静观，不是一种同实践无关的纯粹理性的活动，它本身就是实践过程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是实践过程的内化。

实践是以物质工具为中介而对于对象世界的实际的把握，认识则是以语言符号为中介而对于对象世界的观念的把握或象征性把握。

这两种把握活动应当是彼此一致且互为前提的。

由于语言符号可以超越物质工具的时空限制，因而认识活动作为对于对象的观念的把握可以极大地超越对于对象的实际的把握。

但认识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而且是认识的真理性、客观性的标准；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

所以，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即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两个方面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

总之，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范畴。

只是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构成了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实践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如此重要，它也就不免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非难或曲解。

由于实践既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又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活动，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因而对它的误解或曲解也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曲解是抹杀实践的客观性、受动性一面，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人的能动的活动。

这在理论上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忽视或否认自然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先在性、独立性以及它对人的能动性的限制作用，而将自然消融于人类活动的社会历史形式之中。

如卢卡奇写道：“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

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把什么看成自然，这一自然总是与人相关的，也不论人与自然的联结采取什么形式，即不论自然的形式是什么，自然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

[9]葛兰西也写道：“是不是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而且直到某时，自然所提供的机会并不是对于预先存在的力量——对物质的预先存在的性质——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同社会兴趣、同生产力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紧密相连的‘创造’？”

[10]显然，卢卡奇和葛兰西是过分地夸大了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主动性一面，并由此而走向了唯心主义。

另一个方面的曲解是抹杀实践活动的能动性的一面，把人类活动归结为纯粹客观的、受动的物质运动。

这在理论上一般表现为把人类历史自然化，把历史过程等同于自然过程。

这实际上是竭力把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混同于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

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正统派”

和普列汉诺夫。

这种理解由于抹杀了实践的能动性，也就不懂得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辩证法，并由此而滑向了列宁反复斥责的庸俗唯物主义。

这两种曲解从结论上看似乎相反，但在方法论上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