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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第6页）

其次，马克思在此把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的类本质的恢复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将共产主义视为解决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的历史形式，是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在这里，作为人类存在之本原性矛盾的理论解决的哲学，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直接地相关了起来。

这一方面使得哲学走向了现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则将共产主义提高到哲学理论的水平，从哲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这两个方面结合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此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进展都是以这种结合或统一为核心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此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即“改造对象世界”

的生产劳动，并用这一本质去说明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这实际上是初步提出了物质实践的概念，并力图把人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归结为实践，从而跨出了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一步。

此外，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说明历史发展过程的矛盾对立性，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就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现实的生命，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唯物主义的历史的辩证法。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构成了一个新世界观的雏形，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这里仍有某种不成熟之处。

马克思在此仍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这就把人的类本质看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抽象的。

因为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就被当成一个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了，它既是人的原始本质，又是人类预悬的理想目标，而历史向理想的发展也就成了向这原始的东西的回复了。

与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密切相关，作为人的类本质之规定的生产劳动也具有某种抽象性，即这里只强调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而未确认物质生产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满足人们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这一事实。

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因而这种作为类本质的活动的目的便只在于为了类本质的实现，而无关乎个体的现实存在。

易言之，生产劳动在这里首先是为了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不是首先为了个体的生存，只是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劳动本身才“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

因此，这种类本质就不是与人的自然特性直接相关的，而毋宁说是超乎自然之外的理想之物。

由于这种类本质的超自然性，以它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便导致了无以说明劳动异化的原因的困难。

异化劳动本来是用于说明私有财产和种种矛盾对立的产生的，但这里又以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前提。

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这种逻辑上的循环性表明了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并未能合理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无以说明异化发生的原因，其实是以往一切异化理论都难以克服的困难。

因为既然未异化的原初本质是圆满的，那么，这圆满的东西为何会异化自身便是难以理解的。

这一困难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那里同样存在，只是为思辨的语言所掩盖了。

如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借用席勒的诗句，把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原因解释为上帝或绝对精神由于没有朋友，孤家寡人，寂寞难耐，便创造出诸多精神形态来，作为其幸福完满的象征，以求心赏意悦。

[12]这当然算不得是一种解释，而只能说是一种神秘的寓言故事。

这一理论上的困难在马克思对于人类现实存在的分析中却是无可回避的，当然也容不得诉诸任何神秘的寓言故事去搪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本人已意识到了这一困难，因而在探索着新的解决方式。

马克思在其中讲过“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

[13]，意欲从分工与交换入手解决上述困难。

这预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但在《手稿》中这一方向却未能展开，因为这里仍然视“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

，而未达到视分工为私有财产之原因的理解。

但要能达到这种理解，从分工的后果上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就必须对生产劳动的实质有新的理解，看到生产劳动首先作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活动的自然必然性。

而这又需要一种不同于人的类本质的新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能指明劳动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首要性。

这一出发点的转换，也意味着突破德国哲学的传统，从另一视角审视所面临的问题。

2.《神圣家族》：从“利己主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