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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第1页）

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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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朝代。

蒙古部族早年生活於大興安嶺北部、斡難河一帶及其西部的廣大地域。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

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

一二七六年，元滅南宋。

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率眾退出中原，明軍攻入大都。

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至元順帝出亡，通稱元代。

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成吉思汗時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

一二六九年，忽必烈頒詔推行由國師八思巴創制的主要借鑒於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稱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用以「譯寫一切文字」。

同時，元代統治者重視學習漢文。

元太宗窩闊台于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頒有《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詔》，鼓勵、督促蒙古子弟學習漢語。

忽必烈亦重視吸取漢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為藩王時，曾召見僧海雲、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竇默等，詢以儒學治道。

其後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均較為主動地借鑒漢族封建文化，且頗有建樹。

有元一代，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及色目貴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化的影響。

可以說，蒙元文化是由蒙古貴族主導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

其中，中土漢人和熟悉漢語的少數民族文人積極參與蒙元文化建設，他們用漢語撰著的漢文著述數量極為豐富，其內容涉及到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藝文志》。

清人錢大昕撰有《補元史藝文志》，「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1]，共著錄遼金元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種，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種（含譯語類著作十四種）。

該書參考了焦竑《國史經籍志》、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等著作，增補遺漏，糾正訛誤，頗顯錢氏學術功力。

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藝文志輯本》，既廣泛參考前人論著，亦實際動手搜求尋訪，「凡屬元人著作，不棄細流，有則盡錄，巨細咸備」[2]，共著錄元代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種（個別著錄重複者計為一種，如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分別著錄于詩文評類與總集類），除十一種蒙文譯書外，皆為漢文書籍。

其中現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種（包括殘本、輯佚本）。

具體分佈情況如下：經部，著錄書籍一千一百一十七種，今存二百二十種；史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二十六種，今存二百七十三種；子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七十六種，今存四百八十八種；集部，著錄書籍二千一百六十八種，今存一千二百一十五種。

與錢《志》相比，《輯本》具有兩項顯著的優點：一是增補了戲曲、小說類著作；二是每一書名之後記以存佚，頗便使用者查尋。

可以說，該書是目前較為詳備的元代目錄文獻。

持此《輯本》，元人著述狀況及現存元人著作情況可以略窺概貌。

需要說明的是，元人著作散佚嚴重。

僅據元人虞集所作詩序，可知《胡師遠詩集》、《吳和叔詩集》、《黄純宗詩集》、《楊叔能詩集》、《會上人詩集》、《劉彥行詩集》、《楊賢可詩集》、《易南甫詩集》、《饒敬仲詩集》、《張清夫詩集》、《謝堅白詩集》、僧嘉訥《崞山詩集》等未著錄於《輯本》別集類，則編纂元人著作全目的工作，尚有待於來日。

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中「總論元文化」一節曰：「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