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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历史实际之部（第2页）

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嚳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

契为商，姓子氏。

弃为周，姓姬氏。”

[6]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

和“五帝”

“三王”

（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色彩。

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

[7]《礼记·礼运》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

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

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8]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

。

[9]“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

，“库莫奚，鲜卑之别种”

。

[10]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

。

[11]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做了处理，这就是：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

俨《志》晚出，盍从《周书》。

[12]

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约两千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

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统，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

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3]《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

“四方为则”

“四方为纲”

“四方爰发”

“经营四方”

“日靖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