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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8页）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

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

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

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57]

文中所说“准《史记》”

“准《南·北史》”

“准《春秋》”

等语，反映出对史学传统的认同，对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皇朝之历史的适当处置，都是从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历史文化心理。

尽管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又接受了孔子和汉、唐、宋等朝史家的历史观念，并承认是他们的继承者。

这一史学现象表明，炎黄文化的凝聚力作用是多么巨大。

元朝统治者这样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那种气度。

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

。

撰写“正史”

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

例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

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

[58]

《辽史·太祖纪》后论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

元朝史臣以《周书》早于《辽志》，故于两说之中采早出者为是。

这一方面显示出元代史官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七百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

的历史影响之大。

再者，更使人感到非同一般的是：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

云云，若出于汉、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于元代史家之口，显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于私家历史撰述，无疑反映了民间的传统认识，而其出于官修正史，显然就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一字千钧。

它所具有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于黄帝还是炎帝的范围，而有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认识价值。

从这里，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炎黄和炎黄文化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即各民族间的关系虽也经历过种种曲折，但其主流则是相互之间越来越加强着联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联系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从而使我们中华民族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觉维系的伟大的整体。

在这个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趋势中，自有诸多历史因素的作用，而民族凝聚力则是基本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因素。

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探讨、认识炎黄文化之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