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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第6页）

’是则中国之害虽自外洋贻之，而外洋之利实自中国启之。”

[201]其所引“西人”

之言，恰是“西人”

自我开脱之词。

以此为据辨别“源”

“流”

，岂不谬哉。

这是夏燮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局限。

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惟利是趋”

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

的深刻认识。

其三，注意到从复杂的国际关系来分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一致性。

夏燮在《四国合从》篇中，先是一一阐述了“英法和战之始末”

“英弥（美）和战之始末”

“英俄交恶及中西构衅之始末”

，继而阐述英、法、弥（美）、俄“四国联盟而合纵称兵”

一齐侵略中国，以武力攫取种种特权，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军“入寇京师”

而“上狩滦阳”

。

篇中，夏燮对英、法、美、俄四国的侵略野心颇有揭露和抨击，尤其对俄国强迫清廷割让大片领土表示极大愤慨，显示了一个爱国史家的明确立场。

他还引用《西人月报》的评论，指出：“中西相持，俄人又将从中窥衅，以收渔人田父之利。

此不可不虑者也。”

[202]不幸的是恰被他言中了。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和险恶了。

这是《中西纪事》给予今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夏燮正以一种在当时是至为难得的世界意识，把两次鸦片战争置于中西关系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叙述，指出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外洋”

之“惟利是趋”

的侵略本质。

夏燮史学之世界意识的价值即在于此。

同姚莹比起来，夏燮没有直接参与抗击列强入侵的斗争，也缺少同主战派人物的交往，故对林则徐销烟抗敌的气概，对魏源师夷制夷的战略，在书中缺乏足够的评论，甚至还有误解之处。

当然，此是枝节，不必苛求。

夏燮还著有《明通鉴》等书，因不在本文论题讨论范围之内，兹不赘述。

1997年是安徽建省330周年，又欣逢香港回归祖国之世纪性的历史大事，重读前贤之著作，阐扬他们作为爱国者的时代精神和作为史学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对我们做好今天的史学工作是有深刻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