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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2页）

当时对一般的人只称作“民”

。

“民”

更是受“天”

主宰的、怜悯的，所谓“天生烝民”

[18]“天亦哀于四方民”

[19]，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人”

的含义扩大了。

在《春秋》和《左传》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的人了。

这种情况，同西周末年开始人们对“天命”

产生怀疑的思想进程是一致的。

春秋时，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国和“六鹢退飞过宋都”

的现象询问“吉凶焉在”

？周内史叔兴私下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20]陨石坠于地，鹢鸟退着飞，这都是自然现象，跟人事吉凶无关。

所谓吉凶，本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

叔兴认为作为国君，宋襄公的询问是很不得体的。

他说的“吉凶由人”

，事实上是否定了“天命”

可以决定吉凶的传统观念。

郑国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21]他也认为“天道”

与人事是无关的了。

像这样一些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历史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但是直到战国时期甚至更晚的时期，认为“天命”

可以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历史观点还是存在的，并以此来说明“天”

与“人”

的关系：“人之于天地，以道受命”

，“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

[22]。

在这里，“天”

仍然被视为人世间的最高主宰。

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

这个重大课题，决心认真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便弄清自殷商、西周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天道”

决定人事的传统观念。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论在历史认识上，还是在撰述思想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汉武帝时代，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也是属于时代思潮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经学大师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认为，当时的诏书、律令都能“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