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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3页）

[23]。

汉武帝举贤良册问中也有“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的话，讲的也是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至于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以贤良对策，则是阐述“天人之徵，古今之道”

[24]的大文章，具有广泛的影响。

他们所宣扬的是要人们“迹之于古，返之于天”

，在历史观上是保守的、唯心的。

可见，可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

的课题，也有它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根据他所考察的历史事实，对“天道”

干预人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疑问和批评。

《史记·伯夷列传》和《史记·项羽本纪》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个认识。

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的观念进行批评，他质问说：“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颜渊至贤而早夭，所谓“天道”

还有什么可信的呢！

司马迁进一步指出：到了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

的人，“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反之，公正发愤之人“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

于是司马迁深沉地提出诘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25]其实，这个诘问是无须回答的，司马迁本人已经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的这个回答，在《项羽本纪》中反映得更加明确。

司马迁对项羽英雄一世深寄赞颂之情，但他记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前所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的话，则采取尖锐的批判态度，他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26]在司马迁看来，项羽由胜而败，应从他自身所作所为去总结原因，汲取教训；用“天亡我”

来推卸自己的失误和责任是十分荒谬的。

他对项羽的批评，实则是包含了对“天道”

的否定。

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表明了他对“天道”

的大胆怀疑以至于要否定它的存在。

尽管他没有彻底否认“天道”

，甚至还承认了“日月晕适云风”

等天象“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反映了“天之感动”

，但他的基本倾向却是对“天道”

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事实上是要对社会历史变化动因做出解释，要么把这个动因看作是“天道”

，要么把这个动因看作是人事。

司马迁既然已对“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