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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4页）

表示怀疑和否定，便努力从人事方面来解释社会历史变化的动因。

司马迁充分肯定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

对于秦亡这件大事，他肯定了陈涉的历史作用，认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27]他高度评价了刘敬献定都关中之策。

他称赞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

，其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

，“非知（智）谋孰能当此者乎！”

[28]这是强调了人的智谋的作用。

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

是“国之将兴”

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

则是“国之将亡”

的迹象。

他引用当时俗语并加以肯定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29]这都是把得失成败、安危存亡归于人事方面的原因，“天道”

在这里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

但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直线前进的，在“天人之际”

这个问题上尤其如此。

传统的“天命”

观念，经过董仲舒为其饰以“天人感应”

论的理论形式后，更具有迷惑人们的神秘色彩。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人们在认识历史方面，都不能完全摆脱这种神秘色彩的笼罩。

什么“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天人之验，理不可诬”

[30]，什么“于皇太祖，有命自天”

[31]，等等，总还是存在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之中。

就是以重视人事的唐初名臣魏徵（580—643年）在他所撰写的史论中也认为：隋朝的兴起，“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

[32]。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际”

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一样，刘知幾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在历史撰述中清除“天道”

不良影响的任务。

刘知幾也没有彻底否定“天道”

，他认为：“灾祥之作，以表吉凶。

此理昭昭，不易诬也。”

但他断然认为：“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这里，刘知幾所说的“天道”

，似已不是“天命”

而是“盈缩循环”

这样的自然现象了，同时他表示出了“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