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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7页）

的情况下，是“由人者举归乎天”

，并不是天可以干预人事的，这就把“天人之际”

的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了。

这些论说，比《天说》所论更精细了。

柳宗元说这是《天说》的“传疏”

[37]，是很风趣的，也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自信以及他与刘禹锡的共识。

柳宗元、刘禹锡两人的友谊是极深厚的。

柳宗元比刘禹锡小一岁，但却死于刘禹锡之先，这使刘禹锡感到十分悲痛。

他在《重祭柳员外文》中写道：“生有高名，没为众悲。

异服同志，异音同叹。

唯我之哭，非吊非伤。

来与君言，不言成哭。

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耳！”

[38]是的，他们在做人上，在学问上，都是真正“相知”

的。

这里，还有一层关系也是值得一提的：刘禹锡是柳宗元的好友，又曾是大史学家杜佑的属僚。

中唐时期，杜、柳、刘三人不仅在历史认识上是同道中人物，而且正是他们三人把历史认识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在唐代学术史以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都是一段佳话。

除了《天说》《天论》，柳宗元对于屈原《天问》所做的千古名对《天对》，以及他对《国语》一书所做的批评《非〈国语〉》，也都在关于“天人之际”

问题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前278年）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姓名的大诗人。

他写的《天问》，是对“天”

的质问，包含了有关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等170多个问题，反映了屈原的极其深刻的探索精神。

柳宗元仿《天问》体例而作《天对》，试图回答屈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

在《天对》中，柳宗元对作为自然物的“天”

自身生成和运动等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比较彻底地揭穿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天”

的神秘和敬畏的原因，为在新的认识高度上重新探讨“天人之际”

问题开辟了一条近于科学认识的道路。

在屈原的《天问》里，关于“天人之际”

的问题和关于远古历史的问题常常是结合在一起提出来的。

如《天问》一开始就提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屈原问的是：关于远古开始的情形，是谁传说下来的？天地还未形成，根据什么来考察？昼夜未分，混沌一片，谁能弄得清楚？柳宗元《天对》的回答是果断而又明确的：“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意思是：关于天地形成以前的种种恍惚无凭的情形，都是荒诞的人传述下来的。

那些开天辟地的神灵事迹，都是混乱不清的传说，有什么可讲的呢？接着前面的问题，屈原又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意思是说：昼夜交替，这是为了什么？阴、阳、天这三者的结合，什么是本源？又如何变化？柳宗元回答说：“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意为：昼夜交替，万物从蒙昧状态变化发展起来，这一切都是由于存在着“元气”

的缘故，哪里是谁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