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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9页）

幸而得到良臣，才能九合诸侯；后来遭逢奸臣，事业就败坏了。

[40]——在柳宗元看来，不论是殷朝的兴亡，还是齐桓公的成败，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跟昏昧无知的“天”

毫无关系。

像这样对历史变化所做的“唯物的解释，在《天对》里还可以举出一些。

总之，《天对》以回答问题的形式所阐述的对于历史的种种见解，都是力图在否定传统观念中所宣扬的“天命”

的启示，而努力揭示“人事”

的启示。

《天对》同《天说》一样，在“天人之际”

的认识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如同刘知幾结合对于《汉书·五行志》的批评阐述他的天人关系的思想一样，柳宗元作《非〈国语〉》67篇，结合《国语》的记载阐述了他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认识，批评了《国语》在天人关系上的错误说法，以及与此有关的错误说法。

例如，《国语》记载：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虢国的莘地。

周惠王跟内史过很认真地对此反复讨论，以确认究竟是谁来承当“神降于莘”

的祸福，最后的结论是：虢国只能再存在5年就要灭亡了。

柳宗元批评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

把周惠王跟内史过的那些毫无根据的讨论编入史书，是再迂腐荒诞不过的了。

又如，《国语》记晋献公命人“卜伐骊戎”

，“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

’”

柳宗元批评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无用也。”

史书上的类似的记载，是不必去相信它的。

再如，《国语》记：宋昭公被其弟所杀，晋国大夫赵宣子认为晋国是诸侯盟主，应当对这种“反天地而逆民则”

的行为进行讨伐，以履行“天必诛焉”

即“天罚”

的责任。

柳宗元批评说：讨伐杀君之人是可以的，“若乃天者，则吾焉知其好恶而暇征之耶！”

赵宣子要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他讲的话则无可取之处。

像这样的记载，柳宗元列举出许多，并一一作了批评，认为是“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

之说。

他反复阐明“天命”

的虚妄，所谓“天诛”

“天罚”

都是没有根据的。

柳宗元指斥以种种占卜、预言、梦寐、童谣与人事相比附的做法都是“迂诞”

之举，认为把这些写入历史著作是极不严肃的，不应作为信史看待。

《非〈国语〉》在关于“天人之际”

的认识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作为自然界的天地“自己”

运动的观点。

柳宗元认为：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