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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天人之际（第10页）

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41]

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都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所打算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存在着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的现象，把这看作是国家兴亡的征兆，是没有根据的。

这样，柳宗元就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

的影响，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

的影响。

这是他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发展上的重大贡献。

屈原是诗人，柳宗元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从屈原的《天问》到柳宗元的《天对》，生动而有力地表明人们在历史认识上的重大进步，尤其是在认识“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问题上的重大进步。

这无疑是思维的发展，但思维的发展毕竟不能离开历史的发展，不能离开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学在思想资料积累方面的成就。

而自从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说》《天论》问世以后，人们在关于“天”

与“人”

及“天人之际”

的认识上，可以说是已经比较明确地告别了“天命”

的传统影响，而更加自信的同时也更加自觉地朝着“人事”

这个方向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了。

南宋思想家叶适（1150—1223年）遍览历代正史，发表了许多评论，也提出了不少有关对于历史的认识。

关于“天人之际”

的问题，他认为：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

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

，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所当阙也。

这是毫不含糊地指出：有关天文、地理、人道方面的现象，原本是人们自己都能够认识的，其间所谓“是非得失，吉凶祸福”

，自应从人们自身的行事中去寻找原因、做出说明，把“人有是事”

解释成“天有是命”

的结果，是荒唐的，不可信的。

他强调对于历史上的种种现象，都应当从人们自身的活动中得到说明。

同时，他也认为不应把作为自然界的“天”

同“人”

作简单的联系，他说：“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

；“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景（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

[42]按现今的理解，这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的运动法则，如果不深入探讨人类社会的运动法则而一味以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来比附前者，那么越是说得详细、真切，就离开人类社会运动法则越远。

两宋以下，尽管宣扬“天命”

决定“人事”

的论点并未绝迹，但它已失去了任何神秘的色彩而变得苍白无力了；它有时也会被人们作为一种符号而加以利用，但其作用已不在于它本身，而是被人们当作一种借用来的口号以便达到现实的目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