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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经验的价值（第5页）

，指的是变秦苛法。

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

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

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35]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

的主要内容。

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

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

这里，“顺流”

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

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

，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

，则是最根本的原因。

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

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喜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关于汉初统治者制定国策的问题，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到，这里不重复了。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

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

正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

[36]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

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