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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2页）

在研究方法上，我注意到两条：第一，先做编年。

这是一种很笨的方法，但为了了解唐代史学发展大势，以避免在研究中顾此失彼，并力求在看法上的连贯性，还是硬着头皮先做编年。

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我粗粗地阅读和浏览了七八十种书，编了一本《唐代史学编年》。

通过做编年，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的脉络，也发现了不少研究课题。

第二，做双向考察。

即一方面注意到从历史来考察史学，以避免就史学而论史学、对史学作孤立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注意到从史学去考察社会，以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

应当坦率地承认，对于后一种方法，我是逐步认识到的；当初，只是因为我讲授过几年中国古代史，比较习惯地把历史同史学结合起来考察罢了。

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从1978年年底我的第一篇研究唐代史学的习作发表时算起，至今恰是第十个年头。

回顾这十年来的研究，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就是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反省，这包含着对于研究客体和自身认识的探索。

起初，我比较注重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选择的课题大多与此有关。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因立意较高，固有其优胜之处，但若非建立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也极易流于空疏。

于是乃转而有计划地研读一些史学著作，而于《隋书》《南史》《北史》《史通》《贞观政要》《通典》等留意较多。

通过认真读书，再回过头来看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又有所提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而认识到，应对唐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历史思想和唐代史学发展之总趋势作整体性的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一些规律性联系。

近二三年来，我专注于这方面的思考和撰述，但这仅仅是开始。

《礼记·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因，然后能自强也。”

学问这件事，也只有在“知不足”

“知困”

和“自反”

“自强”

中才能不断有所长进。

三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唐朝时期不仅产生了优秀的史家和杰出的著作，而且在不少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出史学发展所处的转折时期的许多特征。

这些特征是：

——皇家正式设立史馆，主持修史，并一度显示出历史撰述上的优势；

——史学自我反省的开始和史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史学工作进入更加自觉的发展阶段；

——史学开始走向经世致用，增强了史家的社会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