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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4页）

[11]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而这里说的“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从当时的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可谓道出了史学的真谛。

《晋书》的撰述。

从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到《晋书》撰成，首尾不足3年，成书之速在唐初所修诸史中是最快的。

究其原因，一是参加撰述的人多，二是组织工作得法，三是有前人的成果可资参考。

据《唐会要》记载，这次修史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掌其事”

，参加撰述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允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14人。

又以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四人“详其条例，量加考正”

，总共参加这项撰述工作的达21人[12]。

在内容上，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撰《晋书》为蓝本，参考诸家晋史和晋人文集，撰成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凡130卷。

关于《晋书》的体例，《唐会要》开始说是由令狐德棻、敬播等4人“详其条例，量加考证”

，继而又说是敬播“独创”

；而《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则明载：“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晋书》体例当是令狐德棻、敬播等人共同商议，而从令狐德棻在撰述“五代史”

过程中所起的“总知类会”

各史的作用和撰述《晋书》过程中被大家“推为首”

的地位来看，他对于《晋书》体制的“取决”

无疑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唐太宗亲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四篇史论，因此当时也把整部《晋书》题为“御撰”

，这完全是史臣们表示对当朝天子的恭维。

后人对《晋书》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它“参考诸家，甚为详洽”

；一方面也批评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为笃实”

。

而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修《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则被称赞为“最可观采”

[13]。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晋书》成而先前诸家晋史逐渐不传，说明《晋书》自有其优于前人同类著作之处。

《五代史志》的撰述。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

虽成，但只有纪、传而无书志，未为全史。

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共同修撰《五代史志》[14]。

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凡十志30卷，其《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系李淳风独作。

对于《五代史志》，后人评价甚高，如郑樵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

又说：“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

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

颜（师古）、孔（颖达）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志宁、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