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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8页）

[33]这是指出了史学应具有劝诫作用和教育作用，认为史学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刘知幾认为他撰的《史通》就具有广泛的社会作用，指出：“夫其书（指《史通》）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34]。

历史无所不包，史学应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一认识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

，是从历史的纵深方面说的；刘知幾说的“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是从社会的广度方面说的。

在这一点上，刘知幾发展了司马迁的论点。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的。

这种批判精神，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现实的批判，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传统的批判。

他对于现实的批判，集中在对当时修史制度混乱，史馆人员冗杂而多不称职，史官难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弊端的揭露上。

例如：由于史官泛滥，故“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

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

由于监修的长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故“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35]。

此外，还有史料难求、学风不正等许多弊端。

刘知幾对于传统的批判，集中在对《尚书》所记古代史事的怀疑和对《春秋》书法混乱、体例不纯的指摘，其锋芒所向，虽经典、“圣人”

亦不讳言。

他批评《尚书》：“《书》之所载，以言为主。

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其中“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36]。

于是他举出10个例子，以“讦其疑事”

，并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

，“其妄甚矣”

。

他特别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

[37]。

于是他举出“未谕”

者12例、“虚美”

者5例，其中“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

者有之，“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者有之，“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者有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者有之。

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对《春秋》有“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