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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第9页）

之词，这是“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

刘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论对现实方面，还是对传统方面，都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还远不是理论的批判，因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再说，他的这种批判，就其本质来说，跟儒家的经典和圣人亦无根本相悖之处。

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却显示了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本色。

他明确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论衡·问孔》篇的影响，目的在于“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

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

他的《史通》撰成后，友人徐坚读之，表示深深的赞同，认为：“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

除徐坚外，刘知幾在学术上的同好，还有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

这个反省对于当时和后世乃至今天的史学工作的影响，都是不小的。

盛唐史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国史编修方面，谱学的发展方面，史书的注释方面，佛教史学的撰述方面，以及历史评论方面，等等，本篇所论，其荦荦大者而已。

[1]原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3]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

本文所引三篇诏书，均同此，不另注。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6]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5页。

[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传》，第4220页。

按：《新唐书》记此事于武则天称帝之后，疑有误。

朱敬则上表可能是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因而才有高宗的《简择史官诏》。

未知确否，姑记此存疑。

[8]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8页。

[9]《唐大诏令集》于诏书之末署为“总章三年十月”

，当误。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记，应为咸亨元年十一月。

《史通·史官建置》云“至咸亨年”

，可证。

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咸亨元年记，高宗于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故亦不当有“总章三年十月”

。

[10]魏收《魏书》114卷（连同子卷共130卷），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今存。

魏澹《魏书》92卷，撰成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已佚。

[1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2]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1页。

按：《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撰者中有赵弘智而无卢承魁，而刘允之作刘引之。

[13]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