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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6页）

[30]，可以看作是“通识”

的核心。

试观杜佑《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理道要诀》（《通典》节本）“评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

[31]的旨趣，姚康《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

[32]的目的，不是都符合这两个要求吗？

第二，这是史学发展的结果。

上文讲到，《史记》以下，通史著作寥落，但自南北朝起间或也有史家试图制作，思想上的酝酿自有一个发展过程。

盛唐的萧颖士在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

[33]的尝试却是可贵的。

中唐史家柳冕写了一篇《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的文字，其中有些话反映了他对《史记》的看法：

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

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

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

噫！

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

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

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

[34]

柳冕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叙远古，示将来”

的撰述旨趣作辩护。

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

要之，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

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

[35]

第三，这对中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影响最深远者首推《通典》。

《通典》一书，不独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

，而且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上，亦为不少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马端临所著的348卷巨制《文献通考》。

马端临说：

唐杜岐公（按：杜佑封岐国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

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

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

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元以议为也。

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