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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2页）

，或“守道”

，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对后世有所影响，以往的史家都为他们立了传。

这两种做法结合起来，就是：“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

这种历史撰述思想，同盛唐时期刘知幾所强调的“君子”

与“小人”

的区别有很大的不同[3]，同中唐时期杜佑所赞成的“黎庶”

与“权贵”

的界限也有相异之处[4]，而是在提倡一种历史的标准，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教育的标准。

所谓“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

，就是从历史教育角度考虑的；至于“立节”

“养德”

“出奇”

“守道”

等，其着眼于历史教育的目的就更鲜明了。

晚唐时期在撰述思想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时期门阀势力不断削弱，门阀意识逐渐淡化在史学工作上的反映。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不只是实录的撰写；晚唐时期野史、笔记的发展，除了旁的原因之外，也跟这种撰述思想有关。

第三，史书体裁更加丰富，历史内容的表述形式更加灵活。

如果说盛唐史学在纪传体史书撰写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唐史学在创制典制体史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晚唐史学则在发展编年体史书撰述上获得了新的进展。

至此，编年、纪传、典制这三种主要史书体裁都在唐代有了重大的发展。

此外，在分门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会要”

体，此时也臻于完备。

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苏冕撰成《会要》40卷的基础上，宣宗大中七年（853年）崔铉、杨绍复等又撰成《续会要》40卷[5]。

后来，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即以此二书为蓝本。

文宗开成三年（838年）韦筹撰《唐书唐史解表》（亦名《书史解表》）五通，史官奏请藏于史馆[6]。

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史官柳璨撰成《柳氏释史》即《史通析微》10卷[7]，这是继《史通》之后而与《史通》有密切关系的史学评论著作。

历史笔记作为一种史事的表述形式，在晚唐勃兴起来，成为这一时期史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等等。

晚唐史学不仅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有鸿篇巨制的问世。

如诗人元稹（779—831年）“著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类集》”

，行于世[8]；宣宗时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

[9]，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

第四，民族史撰述的增多。

晚唐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民族的交往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推动着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所以这时期关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著作明显地多了起来。

本文试图结合这时期的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进一步阐明晚唐史学的这些特点与成就。

二、两桩实录案说明了什么

两桩实录案，指的是《顺宗实录》案和《宪宗实录》案。

《顺宗实录》始修于宪宗元和五年至六年（810—811年），撰人韦处厚。

书名原为《先帝实录》，共3卷。

因新任监修国史的李吉甫认为它记事过于简略，“未周悉”

，乃于元和八年（813年）命担任史馆修撰的韩愈主持重修，参加重撰的还有沈传师和宇文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