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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4页）

[15]。

这在当时，可谓是件尽善尽美之事。

可是就在第二年，文宗发动了对《顺宗实录》的修改。

而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文宗充分肯定的《宪宗实录》，同样面临着如同《顺宗实录》那样的命运；路随在不得已情况下主持修改了《顺宗实录》，而他负责监修的《宪宗实录》亦将被后人所修改。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死。

一年多后，即会昌元年（841年）四月，武宗下敕改修《宪宗实录》说：“《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

其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进。”

至会昌三年（843），经过二年多的时间，监修国史李绅和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重修《宪宗实录》四十卷，颁赐有差”

[16]。

新本奏进，同样受到奖赏。

历史撰述如此反复，几近于儿戏。

这究竟是为什么？关于《宪宗实录》案的起因，古往今来，人们有种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出于宰臣李德裕的私意。

如令狐绹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起草的《李德裕崖州司户制》中说：“顷者方处均衡，曾无嫌避，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洎参命书，亦引亲昵。

恭惟《元和实录》（按：指《宪宗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

[17]这里说的“夺他人之懿绩，为私门之令猷”

虽措辞激烈，但讲得并不明确。

第二种说法，认为李德裕试图借修改的机会，从《宪宗实录》中删去其父李吉甫在宪宗朝的“不善之迹”

。

其根据是李德裕在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提出过有关修史体例的建议，主张实录不应载“禁中之语”

；而这恰恰是“以掩其迹”

，用来掩盖他主张修改《宪宗实录》的个人目的[18]。

这是《旧唐书》作者的看法，似是把令狐绹等人的看法更具体化了。

第三种看法，认为这是牛李党争在史学上的反映。

其根据是：“路随等所撰《宪宗实录》，成于牛僧孺当权之日，重修《宪宗实录》，系值李德裕为相之时”

[19]。

这种看法不排除旧本、新本皆有私意。

第四种看法，认为李德裕在改修《宪宗实录》中含有“私意”

，本是牛党一派人物对李德裕的诬蔑。

《李德裕崖州司户制》出于李德裕政敌所为，“皆是虚声恫吓之辞，诬构捏造之言”

；《旧唐书·武宗纪》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都是党人口气，不足为据”

[20]。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明武宗朝改修《宪宗实录》的原因。

依我的浅见，《宪宗实录》案同《顺宗实录》案发生的总的背景是一致的，即主要仍然是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其次才是党争。

它们二者的区别在于：《顺宗实录》因“书禁中事颇切直”

，引起“内官恶之”

，终于造成文宗朝的改修；而《宪宗实录》恰是借用“禁中之语”

来攻击宦官的政敌，即李吉甫及其同僚。

因此，李德裕关于实录体例奏议中的那些话，当实有所指。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