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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第10页）

即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是同步的，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鲁迅先生认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他引用胡应麟说的“作意”

“幻设”

来证明这就是小说“意识之创造”

[58]。

这里说的是小说故事类笔记。

从历史琐闻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

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史学上的价值。

对于唐代笔记发展的这种趋势，有的研究者作了如下概括：

我们可以说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正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

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

[59]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我以为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情形的。

文中说的考据辨正类的笔记，虽不限于史学方面，但与史学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

当然，这个概括是从总体上着眼的，是反映一种基本的倾向，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作具体的分析。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说法，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

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10余种书，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

诸例与“历史琐闻类”

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对于认识晚唐史学的特点和成就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就晚唐时期的历史琐闻笔记讲几点初步的认识。

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解、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等，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历史的面貌。

在现存的晚唐历史琐闻笔记中，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璘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从史学的观点看，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都记本朝史事，而以记中唐以下史事为主。

如影响较大的《国史补》《因话录》，前者记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后者记玄宗至宣宗朝史事。

（2）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大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历史琐闻笔记的严肃性。

如《国史补》作者李肇在该书序中解释他的书名和撰述旨趣说：

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按：即《隋唐嘉话》）。

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在撰述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他如李德裕强调“以备史官之阙”

[60]，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

[61]，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

国史[62]，赵璘的《因话录》用“因话”

二字名书也是表明其所“录”

都是有根据的，等等，这反映了作者的自觉的史学意识。

这种意识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进而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

（3）这些书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统治、社会变故，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的兴盛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衰落唱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