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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1（第4页）

这个标准就是“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

在房玄龄主编的《晋书》里，唐太宗曾经亲自写了几篇史论。

尤其是《宣帝纪》和《武帝纪》这两篇史论，一则着重讲治乱得失，一则着重讲君臣关系，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史学提出的政治要求。

唐代史学也正是按照这个要求发展的，这在唐初所修的八史中，以及在历朝所修的实录、国史中，表现得极其鲜明。

如《隋书》中的《高祖纪》《炀帝纪》的后论，把隋文帝时的政治与隋炀帝时的政治作了比较，一得一失，跃然纸上。

而于《杨玄感传》，则提倡“君之失德，当竭股肱”

，批评杨玄感“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

。

于《诚节传》，则提倡“杀身以成仁”

，“捐身而取义”

，“临难忘身，见危授命”

的忠君思想，目的是“冀将来君子有所庶几”

。

于《循吏传》，则标榜循吏的作用：“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

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

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良者也。”

于《酷吏传》，又鼓吹：“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

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

这都是在借历史来阐发君臣关系，探究政治方术。

其后，吴兢撰《贞观政要》，系统介绍唐太宗君臣论政；唐玄宗认为“肇有书契，是兴简册，所以彰平得失，示以惩劝”

[15]；唐宪宗“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

[16]；唐宣宗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17]。

这些，都适合唐初统治集团为了使史学做到“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以适合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三、“盛业鸿勋，咸使详备”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李治在浏览许敬宗所撰“国史”

后，深为不满，因对史官刘仁轨等说：

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兜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

数年之间，四海清宴，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

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