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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1（第5页）

卿等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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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唐代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史学的，正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所说：

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

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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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出，史学在唐代统治集团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正因为这样，唐代史学深深地打上了唐代政治的烙印；这是它获得高度成就的原因，也是它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源。

唐代的史学，包括大胆的创新，气魄宏大的修史工作，精心编撰的实录和国史，以及那些顾忌较少的臧否人物、褒贬成败的史论，都是唐代政治的需要和产物。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

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窥见这二者的内在联系。

[1]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1期转载，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

[4]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1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8]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页。

[9]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页。

[10]刘响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页。

[11]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页。

[12]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41页。

[14]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1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选任》，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1页。

[1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8页。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54页。

[1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2页。

[1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6～6687页。

[2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