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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和政治（第4页）

的。

唐太宗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之叹。

作为封建皇帝，他认为史籍可以使其“神交千祀之外”

“临睨九皇之表”

[13]。

这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指出了史学的作用。

刘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职》两篇最为突出。

《史官建置》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

刘知幾认为，史学之所以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后人借此可以“神交万古”

“穷览千载”

，从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的愿望和要求。

这是从理论上说明了史学所具有的教育作用。

《辨职》进而提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三种情况，即：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14]

这好像是从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来判断他们的等第，其实，所谓“彰善贬恶”

“郁为不朽”

“名重一时”

，也都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表现。

明确提出“史籍”

的“为用”

和史学的“为用”

，这是中国史学上经世思想的新发展。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这十六个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撰述的旨趣。

在史学发展上，由史学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的目的和用途在于“将施有政”

，这是第一次。

可以说，这是史学家之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确立。

自称“颇详旨趣，而为之序”

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写道：

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驰骋百家，日通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